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精选。
当我们突然有了一些感悟时，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写下来。心得体会是我们在实践活动中的感悟总结，对于写心得体会你会如何动笔呢？下面是小编精心为您整理的“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精选”，仅供参考，希望能为您提供参考！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篇1
从市里回到山居，已然是晚上十点多了，但却并不急着睡觉。搬两把椅子，往阳台上一坐，这静夜，便任由我和M独享了。
这个时候，白天歌吟不止的鸣蝉、野鸟，早不见了踪影。四邻只有个别窗口还透着一丝灯光，但已听不到大人小孩说话的声音。三两声犬吠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飘渺的感觉象梦似的不真实。近处，只有墙根的夏虫，还在自顾幽幽的轻唱着，眠歌一样，将几盏路灯唱得昏昏欲睡。山下池塘的牛蛙，偶尔学着牛犊“哞”的一声，低沉雄浑的音色，放在这样的静夜，倒一点也不显得惊诧。一拔一拔趋光的飞虫，不管不顾的向路灯挺进，引得玻璃罩上发出阵阵慌乱的撞击声。
雨季的晚风特别宜人，既不带一点暑气，也没了干季的躁狂，清清爽爽、柔柔和和的吹来，撩动起我的绸裙，给我全身以轻抚，让我觉得，似乎今夜的晚风也长了一双丝滑的玉手。正值五月（农历）下旬，月亮起得晚，此时尚未出来。云很随意的铺在夜空，只露出头顶一片星光。以前听到“群星闪烁”，总以为是一个杜撰的词，想我从前看到的星空，除却偶尔划过的流星，其他的都安静的亮着，如白炽灯一样，让我这个从不晓星相的人也可以轻松识别出北斗七星来。可今夜真的不同，头上的星星，或明或暗，全都调皮的眨着眼睛，仿佛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让它们忍不住的闪烁，直看得我眼花，方才将目光收回。
将眼睛放在热茶上熏蒸一会儿，任铁观音的清香，袅袅穿过鼻腔，随呼吸充盈我的胸膛。这段时间，响应蒋勋 “闭上眼睛，唤醒耳朵” 的号召，便喜欢在静夜里，闭目听他 “美的沉思”系列讲座。此时，手机里，蒋勋那磁性的嗓音正不急不徐、却又十分应景的轻声讲着《吾亦爱吾庐》。他说到如今的房子，并不是被大多数人当作安放一个家的载体，而常常只是沦为一种投资商品、以是否能增值为考虑前提。这样的.房子与房子里住的人，常常是无法有机结合成一个家的。他觉得，家，除了房子，还应该有房子之外的空间环境、人文环境，让人在这里能感受到天地之宽广、四季之轮回、日月之高远、鸟虫之欢欣、人情之温暖。是的，家，不只是寄放我们身体的一个场所，更应该是滋养我们魂灵的一个空间。就像此时此刻，在这静穆的夜晚，同M默默守着满园清风、一天星辉，即便卑微如我，却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身心的安宁与畅快。
我们就这样静静的坐着，谁也没说话，直到东山顶上升起一轮明月，M便急呼我站起来观看。不知今夜什么情况，从月下伸出一条鲜明的云带，抛物线样一头伸向苍穹、一头连着月亮，仿佛今夜是月亮的秀场，专为它，才铺了这一条长长的云带。
因为这一天星月，我们更贪恋起这一方阳台、以及吹拂进阳台上的清风，赖在椅子上，迟迟不肯进屋睡觉，直到睡眼昏昏，才磨蹭着上了床。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篇2
(1)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2)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3)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4)许多更强烈的漂泊感受和思乡情绪是难于言表的，只能靠一颗小小的.心脏去慢慢地体验，当这颗心脏停止跳动，这一切也就杳不可寻，也许失落在海涛间，也许掩埋在丛林里，也许凝练于异国他乡一栋陈旧楼房的窗户中。
(5)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6)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
(7)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8)不带书，不带笔，也不带钱，一身轻松又一身虚浮，如离枝的叶、离花的瓣，在狂风中满天转悠，极端洒脱又极端低贱，低贱到谁也认不出谁，低贱到在一平方米中拥塞着多少个都无法估计。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篇3
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纔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
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纔。第一流人纔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
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篇4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由此展开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
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的很远却并不陡峭的高度。
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篇5
《山居笔记》简介：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19的一份奏折中说：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19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
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二：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它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岛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篇6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创作成的，共11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将写作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随后，余秋雨便创作了这本《山居笔记》。
《一个王朝的背影》、《流放者的土地》、《脆弱的都城》、《苏东坡突围》、《千年庭院》、《抱愧山西》、《乡关何处》、《天涯故事》、《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历史的暗角》
《山居笔记》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书中已经全部出现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它的写作模式也没有什么变化：先由一件什么事起头，在巧合和偶遇中，发现了一根什么线索，然后“目光遥遥地投向历史的深处”，一篇文化散文诞生了。
《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要在几千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所以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辅佐各个“统治集团”;“文人成批被杀”;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文字就成了为议论而议论，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径自写开去。试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史家眼光。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式：“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在余秋雨眼里，科举制度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代表，考举者也就囊括了华夏人才。经过余秋雨一解剖，才发现，原来中国文明史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一篇散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个文化命题!
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就能感觉到。
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霸王别姬》里程蝶衣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
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篇7
《山居笔记》以《一个王朝的背影》开始，以《历史的暗角》结束，余秋雨先生用亲身游历，切身体验，为我们探访了中华文明，他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址和文化现场，然后把惊讶、悲痛、遗憾、感动告诉我们，每一段文字，每一段过往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下面一起去看看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相关内容吧！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全身心地用两年多的时间创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写作又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1] 。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中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4] 。
余秋雨先生曾在《山居笔记》自序中解释过“山居”的来由：
“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山居笔记》并没有比《文化苦旅》有所进步，它的核心概念在前一本书中已经全部出现了：对文明盛衰的感慨，对尊崇文化的呼吁，对健全人格的向往。它的写作模式也没有什么变化：先由一件什么事起头，在巧合和偶遇中，发现了一根什么线索，然后“目光遥遥地投向历史的深处”，一篇文化散文诞生了。
《山居笔记》发扬的是《文化苦旅》中的根本性缺失：在文化单一前提下的文化决定论。这是余秋雨的一贯思路。在《文化苦旅》中，借助山水的记叙，还不那么显眼，到了《山居笔记》，这层依傍没有了，这点便愈发见得分明。《天涯故事》，作者随便拈出几个历史人物，就敢断言海南文明是“女性文明”，从此便洋洋洒洒议论开去。要在几千年的`海南历史中找出骁勇善战、剽悍迅捷的例证，决非难事。所以还可以比余秋雨更全面地说海南岛是“两性文明”。《遥远的绝响》，劈头一句话就判定了魏晋名士多被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辅佐各个“统治集团”；“文人成批被杀”；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文字就成了为议论而议论，为抒情而抒情。然而不管，径自写开去。试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才能知道什么叫做史家眼光。
再来看作者颇为自得的《十万进士》，如果科举史实叙述还大致不差的话，最后的一句问话充分显现了余秋雨的思维方式：“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在余秋雨眼里，科举制度就成了中国文明的代表，考举者也就囊括了华夏人才。经过余秋雨一解剖，才发现，原来中国文明史就是如此简单，简单到一篇散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个文化命题！
要批评的，不是余秋雨史料的错误，不是《山居笔记》煽情的写法，甚至不是余秋雨喜欢标举的文化高调，而是它们背后的思考进路。史料到了余秋雨手中，往往成了随意拿捏的泥团；抒情议论对于文化散文，通通是朱红青紫的颜料，一篇文字旁征博引，花团锦簇，还有“文化”的光环，可是作者的结论靠这些东西是推不出的。一次两次不觉得，读多了就能感觉到。
这里我要引用一位父执信中的话：“他（余秋雨）写到的别的地方，如道士塔，没有去过，不好评说。但如都江堰，太熟了，就不免觉得他有点‘洒狗血’……”“洒狗血”是京剧术语，意指造作、不真实的作派。《霸王别姬》里程蝶衣骂从花满楼赤脚逃出来的段小楼的相好，就是：“那就别在这儿洒狗血了。”汪曾祺在《泰山片石》里称扬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
颇疑心余秋雨的走红，是因为他的文化姿态而不是散文成就。是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一篇《抱愧山西》，山西人时常称引；一篇《千年庭院》，湖南人自然大悦；《乡关何处》更是算得造福桑梓。更重要的是，他给了读者一个可以轻易感知、简单把握的“文化”。本世纪谈中国文化者，往往陷入非褒即贬的怪圈，但余秋雨不。余秋雨颂扬文化，是以反思的姿态颂扬；余秋雨批评传统，是以继承者的身份批评。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那么的容易为国人接受，在海外流行[6] 。
余秋雨山居笔记摘抄 篇8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全身心地用两年多的时间创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写作又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2] 。
余秋雨先生曾在《山居笔记》自序中解释过“山居”的来由：
“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山居笔记》让作者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来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中国立刻展现在我们眼前!文学和史学携手，散文艺术的登临绝顶之作。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再展风华，一本有关历史、地理、文化、美术的旷世钜作──《山居笔记》，千呼万唤，终于出版。
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本书堪称散文艺术中登峰造极之作。继《文化苦旅》后，余秋雨再展风华，将历史、地理、文化、美术完美融合，造就了这部旷世钜作。
